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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教鞭

那時我在小鎮讀小學四年級,班主任是落戶在鎮上的上海女知青,教我們數學,四十歲不到。她脾氣不太好,經常罵學生,罵得不解氣的時候,便舉起手掌或教鞭劈頭蓋臉一頓打。班上的小孩,都吃過她的“生活”,誰都會說兩句上海話:“儂哪能噶憨額啦!”“儂隻黃魚腦子!”

彼時,在小鎮傢長的意識中,把孩子交給學校,就是聽憑老師處置的。小孩子嘛,不打不成器。傢長們甚至覺得,老師罵得越兇、打得越狠,越是說明負責任。

好幾次,我看見戴著安全帽的男人、小腿沾著泥巴的女人,恭恭敬敬地立在教師辦公室門口,說:“老師,我傢小畜生不爭氣,隨便打,不要緊。”

有一天,班上的教鞭壞瞭,幾乎折成兩截。班主任問:“誰傢裡有竹子,可不可以幫老師做一根新教鞭?”一隻小手怯生生地舉起來:“老師,我可以。”

舉手的是我隔壁桌的曉玲。曉玲小小的個子,兩根細細的黃辮子,一副營養不良的模樣。她的腦子似乎對於解方程之類的問題不太好使,考試成績總排在後幾名,挨打挨罵是傢常便飯。

第二天清早,講臺上放瞭一根教鞭——拇指粗細,圓潤均勻,竹節被細心磨過,一端鉆瞭孔,掛瞭一條彩色穗子,穗子是曉玲自己編的。曉玲驕傲地說,她尋遍爺爺傢的竹林,好不容易才選定這根。新鋸下的竹子得在火上烘烤脫水,才能堅固耐用。

班主任誇獎瞭曉玲,贊揚她的心靈手巧和集體主義精神。曉玲低下頭,兩隻手絞在一起,似乎憋著笑。印象中,這是她第一次當眾受表揚。

下午的數學課上,風雲突變,曉玲連著答錯瞭好幾個問題,班主任殺氣騰騰地沖到她身邊,揚起教鞭,“啪”的一聲,重重地打在她的頭上。我聽到有人哧哧地笑——那教鞭,是曉玲親手做的。

“儂哪能噶憨額啦!”

我們哄笑起來。我那時學習成績還算不錯,由於堅信教鞭暫時不會落到自己頭上,因此笑得肆無忌憚。曉玲漲紅瞭臉,強忍著淚,一聲不吭。下課瞭,她趴在課桌上,一直到放學都沒抬起頭來。

第二天曉玲沒來上課,第三天也沒來。第四天下午,隨著一聲男人的怒喝,曉玲被她的父親拖到瞭教師辦公室。我們依稀聽到幾句“叫你逃課”“小小年紀不學好”的怒吼,還夾著曉玲低低的哭聲。

曉玲抱著書包回到自己的座位,滿面淚痕。

從此,曉玲成瞭大傢的笑料,沒人願意跟她玩。好像誰都可以欺負她,揪她的辮子或者丟她的鉛筆盒,而她似乎也無力反抗。開始她還常常哭泣,到後來,漸漸沒瞭眼淚。

孩子的世界是等級森嚴的,孩子的心是天真而殘忍的——我們往往通過打壓、欺負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地位,換得一些莫名的優越感。

勉強讀到初二,曉玲就退學瞭。她父親把她領回瞭傢。後來,我聽說她進瞭工廠,早早結瞭婚,再以後,就沒瞭她的消息。

我常常會想起她,想起她憋住的笑、忍住的淚,沉默倔強的身影,還有離開校園那天的回頭一瞥。

我無意責怪我的班主任,她是一位非常盡職的老師。我們班的數學成績年年全校第一,她還用微薄的薪水,接濟幾個交不起學費的孩子。同學們常說,她對待學生時而春天般溫暖,時而寒冬般冷酷無情。有一次,考試的作文題目是“像媽媽一樣”,我們班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寫瞭她——屬於我們那個時代的、嚴厲暴躁的媽媽。

又過瞭很多年,我聽說她被投訴瞭,被傢長告到教育局。她因此失去瞭教課的資格,被安排去圖書館,後來又被打發去食堂。

有一次回小鎮,我在小巷子裡遇見她,五十幾歲便滿頭白發,步履蹣跚。毋庸置疑,她是愛學生的,用她的方式——愛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可是對一個孩子而言,童年隻有一次。傷害就是傷害,無論是以愛的名義,以恨的名義,還是以因愛生恨的名義。

(止 泊摘自湖南文藝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書,王 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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