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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面翁同龢

李敖的代表作《北京法源寺》中,主角譚嗣同以身殉道、康有為憂國憂民、光緒帝放手一搏的故事,讓人讀罷感慨萬千。

除瞭主角,配角之一的帝師翁同龢的形象也很感人——他不顧頑固派的阻撓,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招致忌恨,由此被慈禧太後罷黜。當他離開紫禁城時,與光緒帝師徒二人,依依不舍。他為變法維新搭瞭棧道,當別人走向前,他自己卻成瞭墊腳石。書中這一幕感人至深,仿佛翁同龢受瞭天大的委屈。

然而,小說中形象高大的翁同龢,跟歷史中的翁同龢判若兩人。真正的他是朝廷重臣,兩朝帝師,在學問上更是舉世公認的大師,但他愛惜羽毛,不敢擔當。

主戰的真實動機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展開黃海海戰,北洋水師遭受重創,大清敗局難以扭轉。慈禧太後召見翁同龢,要他去天津與李鴻章一起商討,可否請沙俄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並保住朝鮮這個藩屬國。

為什麼要派翁同龢?因為翁同龢並不是隻有同治、光緒兩代帝師這一個身份,他還曾任刑部、工部、戶部尚書,入值軍機大臣,可以說是大權在握。環顧整個朝廷,隻有他能與李鴻章平分秋色,甚至更勝一籌。

但翁同龢拒絕接受這個任務,他說:“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償,將何畀之?且臣於此始未與聞,乞別遣。”慈禧說,那咱就不提聯俄的事情瞭,你去天津責問一下李鴻章為何打瞭敗仗吧。翁同龢這才勉強答應去天津,但還是嘟囔著什麼“臣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為舉世唾罵也”。

此時,日本陸軍已經占領平壤,遼東岌岌可危。若遼東淪陷,日本下一步很可能會從海陸二路夾擊京城。值此國難之時,翁同龢最先考慮的居然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聲名,而不是如何維護國傢的利益,實在是令人齒冷。

翁同龢從天津回到北京後,向慈禧詳述與李鴻章見面的情形,並聲稱請俄國出面調停的事情,“以後由北洋奏辦,臣不與聞”。這算是把所有談和的擔子都推到李鴻章身上,自己落得一身輕松。

在此之前,1894年7月底,日本偷襲大清運兵船的消息傳到北京,翁同龢強烈主戰。作為老師,他的態度左右瞭光緒帝的決策,促使年輕氣盛的光緒帝對日宣戰。但是,翁同龢主戰的動機卻與光緒帝完全不一樣,光緒帝主戰,是為瞭保傢衛國;翁同龢主戰,卻是想借此機會整一整李鴻章。

翁同龢極力主戰,李鴻章極力主和,二人鬧得不可開交。翁同龢的門生,同時也是李鴻章部屬的王伯恭想調和二人的關系,便去勸翁同龢不要輕易主戰,誰知翁同龢笑話他書生膽小。王伯恭說:“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翁同龢回答:“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

也就是說,翁同龢真正關心的不是國傢在這場戰爭中的存亡,而是要借中日戰爭檢驗北洋軍力的成色。如果淮系陸軍和北洋水師仗打得不好,那麼他正好可以找到借口對其整肅,打擊李鴻章。

平心而論,當時日本朝野上下已經急不可耐地要發動侵略戰爭,不管大清這邊的決策是止戈還是動武,雙方都不可避免要大打一場。戰爭發動的主動權在日本,不在大清,所以翁同龢不應該因為“主戰”而為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負責。

另外,翁同龢並不是因為跟李鴻章有私怨而處處掣肘北洋水師。事實上,作為隻懂“四書五經”的傳統知識分子,翁同龢主管戶部,面對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財政情況,他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節流,而不是開源。但是節流又不能節省老佛爺修園子的錢,結果就隻能在軍費上省錢。實際上,他停止的不僅是北洋水師購買洋槍、炮彈、艦船、機器的經費,還有南洋水師的軍費。他跟李鴻章的不和,其實很大原因是二人的政見不同,私怨隻是摻雜其中。

但是,翁同龢確實把國傢大事當成自己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他在主戰時既沒有想過北洋水師官兵的身傢性命,也沒有想過宗廟社稷的安危。一個朝廷股肱之臣竟擁有這樣的心理,試問,清朝的國事怎能不敗壞?

推卸和談責任

面對日軍的凌厲攻勢,清政府隻得選擇和談。翁同龢當然知道負責和談的人會招致舉世唾罵,甚至可能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所以他選擇避開這個任務,推李鴻章出面去收拾爛攤子。

春帆樓裡,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對李鴻章獅子大開口,僅賠款一項,就要白銀3億兩。談判期間,由於李鴻章被日本青年刺傷,頭破血流,引起國際輿論一片嘩然,日本政府這才同意減少賠款一億兩。

另一邊,紫禁城裡的翁同龢與李鴻藻力爭修改約稿,對光緒帝聲稱:“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這完全是無用的話,誰都知道割地的危害,光緒帝自己知道“臺灣去,則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他不需要這種故作高明的建議,他需要的是一個如何能夠不割地的良法,但是翁同龢等人顯然對此束手無策。

李鴻章心裡很清楚,一旦在《馬關條約》上簽下名字,自己將遺臭萬年,所以後來他說:“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

就國傢利益的得失而言,大清輸得慘不忍睹,但是從打擊政敵的成果來看,翁同龢大獲全勝。李鴻章不但失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等要職,還喪失瞭一世英名,從此門庭冷落。而翁同龢被任命為總理衙門大臣,後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依然是中樞重臣。雖然他也自責,說自己“上無以對天造之恩,下無以慰薄海之望”。

諷刺的是,在總理衙門大臣的任上,他並沒能保住自己的英名。當德國強占膠州灣,逼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時,翁同龢還想把簽字的任務推給別人。但現在他是總理衙門的一把手啊,他不簽誰簽?光緒帝命令他必須簽。條約簽完之後,翁同龢痛苦萬分:“以山東全省利權形勢拱手讓之腥膻,負罪千古矣。”這個時候,他想的依舊是自己將遺臭萬年還是流芳百世的問題。

誠然,李鴻章的個人缺陷也很明顯,他一手打造的淮系軍隊有著強烈的私傢軍隊的色彩,而這一點恰恰是翁同龢等清流派官員所無法容忍的。但是,李鴻章好歹願意做這個帝國的“裱糊匠”,為此不惜搭上自己的名節;翁同龢則相差太遠,翁同龢可以引經據典、義正詞嚴,但受格局和眼界所限,他面對政治難題時一籌莫展。當社稷處在危難之時,他又太愛惜羽毛,隻會推卸責任,龜縮幕後,將自己保護起來。作為一個股肱之臣,他這種沒有擔當的作為,真的是連“裱糊匠”都比不上。

(朝 儀摘自天地出版社《歷史的榮耀》一書,黎 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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