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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平

  我出生在德黑蘭以東90公裡、偏僻的加姆薩爾村的一個貧窮傢庭。我出生的那年是伊朗遭外國勢力入侵(1940年8月)、進入傀儡時代的第16個年頭。當時的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盲目地支持伊朗融入西方社會,實施瞭很多無益於本國科學進步的計劃,這些計劃隻有一個目的———將伊朗變為西方的另一個市場。在這項虛幻的政策達到高潮時,農村居民開始擁向城市。在土地改革的執行過程中,農村生活條件卻變得比過去還糟。他們為眼花繚亂的城市生活所誘惑,搬到瞭城市郊區的貧民窟。
  
  我的傢庭也像其他鄉村一樣受到瞭影響。在我1歲那年全傢移居德黑蘭。
  
  我的父親經常購買報紙。我記得,在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在大人的幫助下閱讀報紙,看到瞭國王所謂的“議會”通過投降條約的新聞。雖然當時的我還無法理解個中含義,但在偉大領袖霍梅尼領導下,宗教學校舉行瞭抗議活動,遭到國王的無情鎮壓。那年,這個殘忍的國王屠殺瞭霍梅尼領袖的許多追隨者。
  
  最後,霍梅尼的存在讓禮薩再也無法忍受。但他知道,如果他們殺瞭霍梅尼,血腥的起義將變得無法控制。最後,他們決定將霍梅尼流放,從而使這位領袖與他的追隨者相分離,並遏制住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霍梅尼因此被流放瞭14年。在他被流放期間,我漸漸開始瞭解他的思想和理念。
  
  我進入高中那年恰逢穆罕默德•禮薩慶祝伊朗王國成立2500年。但奢侈的國王和王室計劃瞭一系列的豪華慶典,並將所有花費都攤在瞭伊朗人民身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在這種情況下,父親的大錘和鐵砧已經再也無法應付我們傢裡的日常開支。因此,我不得不開始去店裡幫工———制造大樓冷氣系統的零件。掙得的錢一部分貼補傢用,一部分留作我的學費。高中畢業那年,我決定繼續上大學。我積極備考並在年末參加瞭入學考試。考試過程中我遭遇“意外狀況”———突然流鼻血,但這並沒有妨礙我的發揮。最終,我在40多萬考生中排名第132位,被位於德黑蘭的伊朗科技大學基礎工程系錄取。那時距離(伊斯蘭)革命還有3年。雖然在革命中,我參加瞭一些反伊朗傀儡君主制的運動,但我依然刻苦學習,並沒有放棄學業。
  
  伊斯蘭革命使唯利是圖的美國和伊朗國王遭到慘敗。為瞭奪回失去的特權,西方國傢一方面開始在伊朗資助一些恐怖組織,借以破壞新生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另一方面給薩達姆提供一切支持。醉心於權力的薩達姆,在美國等西方國傢提供的經濟、軍事、情報支持下,傲然宣稱他將在3天內占領德黑蘭。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最終持續瞭8年多。
  
  在這8年時間裡,薩達姆不僅同我們開戰,也與他的民眾為敵。他用西方國傢提供的化學武器轟炸我們的城市,也轟炸伊拉克的一些城鎮和村莊。戰爭期間,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出於人道主義和伊斯蘭教義,從未攻擊過伊拉克城市,盡量把戰爭限制在兩國軍隊之間。令人悲哀的是,即使這樣一個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國傢也不能打動那些在世界舞臺觀看這場戰爭的大國。
  
  兩伊戰爭開始時,我剛好25歲。我的母親和妻子就像伊朗所有母親和妻子一樣,耐心教導、培育著下一代,使他們成長為勇敢、頑強而又虔誠的子民。今天,伊朗勇敢強壯的一代年輕人,正是過去歲月中長輩們歷盡磨難、辛勤培育的成果。
  
  隻要經歷過戰爭的生與死,就會覺得今天的生活就像在天堂。兄弟、忠誠、認真和熱愛工作,對行善的渴望和快樂,犧牲和勇敢,所有這些價值觀都向我們證實:這個世界不應有敵對和分裂,而應是和諧統一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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