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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時代的失敗者

  無意中聽一位女孩跟另一位女孩說:“坐公交車去上班,能會是成功人士嗎?”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以前的人不是這樣認為呢?
  
  蔣經國回憶:曾有人送給老師是稚暉一輛人力車,那時候,人力車應該相當於現在的凱美瑞吧,吳當即令蔣經國拿來鋸子。將車子的兩根拉杠鋸掉。然後哈哈大笑,把這輛沒有拉杠的車身抬到書房裡。他懶洋洋地坐瞭上去。說:“我現在有一張沙發椅瞭!”接著他又說:“一個人有兩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
  
  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奇士”韓衍,生活清貧,有時窮得靠典當衣物度日。高語罕回憶說:“先生傢住百花亭,一室蕭然!他被刺時,還是穿著我的一件舊綢棉袍……傢徒四壁,甕中隻餘糙米3升。”韓衍把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戲稱為:“講地獄學,作天臺遊。”有一年春節,他在綠雲樓貼出“盤古第二,乞丐無雙”的對聯。
  
  為什麼以前的人可以生活得這麼瀟灑呢?無他,價值理念決定的,在傳統的社會裡,無錢無勢的人不一定是失敗的人,宗教、宗族、行會為這些人提供瞭一個他們能夠從中獲得意義感、存在感的天地。作為一個優秀的學者、革命者、手藝人、莊稼人、獵人,他們可以自得其樂地度過有尊嚴有成功感的一生。
  
  以前的人,可以有很多種比較方式,比如說我不跟你比錢,我畫畫比你好。我比你有文化。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評判標準變瞭,變得單一,變得面目全非。現在全社會評價一個人成功與否,隻有一個標準,就是財富。教授們比講課費多少。畫傢們比賣一幅畫多少,手藝人們比制作一個工藝品賣多少錢。如今所有的價值全部都要折現。如果按現在的標準,很多大師級的人物都活得很失敗。
  
  比如傅斯年。晚年的傅斯年出掌臺灣大學。因傢貧買不起好煙絲。他是把劣質煙拆開,把煙絲放到煙鬥裡抽,過過癮。同在臺大外文系教書的妻子有一回還不得已借錢買米。傅斯年對夫人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多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要知道,傅夫人的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嫡親孫女,胞兄俞大維時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長,
  
  比如啟功先生。新中國成立後的啟功,每月隻有30元的生活費,居無定所,先是借住在楊姓姨母傢,一住就是3年。時間最長的是借住在內弟傢,竟達20年之久。內弟傢在小乘巷,借住的是“寓舍兩間,各方一丈”。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各方一丈”。不過18平方米多一點。他在《卓錐》詩中描寫道:“片瓦遮天栽薜荔,方床容膝臥僬僥。”“僬僥”是古書上的小人國。1976年啟功為3年前作的《鷓鴣天》加瞭一個補註,透露出:“老妻已多年未有完整衣裘,次年始制一外衣,又一年遂逝。隻此一裘,即為附身之物,痛哉。”
  
  羅韜兄在回憶20世紀80年代的讀書人時說:“懷念從前的學者,他們都不甘於當時,而別具幽憂之懷。在政治專制的時代。容易產生這種氣象,亦能產生大著。倒是市場專制的時代,學者‘不甘於當時’的氣象少瞭,他們做‘市場專制’之下的順民而甘之。近年暢銷書繁榮而傑作寥寥,學者的氣象與底蘊,也有所不及。”在單一的評判標準下,在價值理念迷失的當下,學者哪來的大氣?他們自己也迷失瞭。
  
  至於普通的我們,更是悲哀,絕大部分人會被劃歸到失敗者的行列中。我們的失敗並不是因為我們做人的失敗,而是這種文明形態,這種價值理念讓我們感到自己是失敗的,從而喪失尊嚴、喪失在這種形態的文明中發出聲音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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