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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憲益:他“翻譯瞭整個中國”

  又一位文化老人走瞭。他也許是中國最後一個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於一身的知識分子瞭。他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的高校教學研究通常采用的范本;與夫人合作翻譯的《紅樓夢》三卷本,是至今為止唯一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全譯本;與英國兩位漢學傢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並,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他還翻譯瞭《離騷》、《資治通鑒》、《長生殿》、《牡丹亭》、《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等經典作品。他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傢、外國文學研究專傢、詩人楊憲益。他於2009年11月23日,離開瞭我們。
  
  伉儷恩愛,走上翻譯之路
  
  1915年1月10日,楊憲益出生於天津花園街8號的大公館內。其父楊毓璋曾經留日,並當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1928年,楊憲益進入英國教會學校新學書院學習,1936年,進入牛津大學深造。在那裡,他遇到瞭一個美麗的英國姑娘——戴乃迭,他們給世人演繹瞭中西合璧的山盟海誓。
  
  戴乃迭,原名GladysB·Tayler,於1919年生於北京一個傳教士傢庭。她在北京度過瞭快樂的童年。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當年牛津大學有許多俱樂部性質的協會,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瞭中國協會。由此,她結識瞭後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楊憲益本是津門富傢子弟,才華橫溢。他的聰明、調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深深吸引著戴乃迭。傢庭的熏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國情結,使她對楊憲益一見鐘情。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日甚,楊憲益主持的牛津中國協會反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將100多人的組織發展到瞭1000多人,錢鐘書、楊絳、俞大縝等皆是成員。楊憲益到處發表文章、演講、募捐,戴乃迭一道參與。自從結識瞭楊憲益後,戴乃迭毅然放棄瞭法國文學專業,改學中國文學,成為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中國文學榮譽學位的畢業生。楊憲益也放棄瞭法國文學專業,改學英國文學。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身處國外的楊憲益心懷祖國,他決定回國抗日。他對戴乃迭說,我必須回國抗日,很辛苦的,你受不瞭,咱們分手吧!戴乃迭被楊憲益的愛國情懷深深感染,當場宣佈訂婚,並對楊憲益說,再苦再累她都願意。1941年2月16日,戴乃迭披上瞭嫁衣,成為中國新娘。
  
  婚後,戴乃迭與楊憲益應貴陽師院之邀去教書。貴陽地處邊遠,生活艱苦,醫療條件差。不久,戴乃迭有瞭身孕,兒子1942年8月出生,楊憲益為其取名“燁”,有光輝燦爛、明盛美茂的意思。楊燁的出生,給小傢庭帶來瞭無限的快樂。
  
  無奈工資低物價高,日子過得相當拮據。直至1943年秋,他們經盧冀野(盧前)介紹到梁實秋主持的北碚國立編譯館工作,生活才有瞭轉機。之後楊憲益、戴乃迭聯手,歷時3年將《資治通鑒》譯成英文。翻譯之路,改變瞭他們的後半生。“他非常想搞歷史,最喜歡的就是歷史。可是因為嫂子教書不行,口頭表達能力不好,隻能讀書、譯書。所以,為瞭讓妻子在學術上有所成就,他一直從事著翻譯事業,他太愛自己的妻子瞭。”楊憲益的妹妹楊敏如感嘆地說。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於老年癡呆癥,但楊憲益與她寸步不離。戴乃迭去世後,楊憲益一直很遺憾“自己沒能和她一起走”,作悼亡詩雲:“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結發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淡看權勢,遭受4年牢獄之苦
  
  楊憲益雖然早年留學英國,但他在生活中一點也不洋派。“即便是老來照顧他的護工,他還得要求是男的,他害羞。”楊老的外甥女趙蘅告訴記者。楊憲益好酒,傢裡洋酒不少,但他最好“二鍋頭”。他曾寫下《謝酒辭》:“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輕生亦丈夫。值此良宵雖盡興,從來大事不糊塗。”
  
  1949年,有人請楊憲益去臺灣發展,他不去;後來在“運動中”,又有人“動員”他離開中國,他也沒走。
  
  楊憲益崇尚年輕人就該有理想。他很少指責什麼,但老瞭以後嘟噥過,現在年輕人不像以前那麼愛看書。
  
  早在入獄之前,楊憲益和戴乃迭已經遭受瞭很長時間的政治敵意。楊憲益翻譯的一本《中國古代文學簡史》是山東一位教授寫的,這位教授效法蘇聯的《聯共黨史》,在文學史每一章結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話。“我認為這種寫法荒唐可笑,完全不符合國外讀者的需要,於是我征得編輯同意,把語錄統統刪掉。結果這本書的篇幅還不到原來長度的一半。在審查時,他們發現瞭這個情況:居然敢刪除毛主席語錄!都震驚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楊憲益也很快成瞭被批鬥的對象。1968年4月,美籍猶太人愛潑斯坦和他的英國籍妻子被捕入獄。不到一個月,就輪到瞭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他們最放心不下的是3個孩子,但監獄的人告訴他們,孩子有人照顧。戴乃迭出獄後才知道:她的3個孩子,幾年內沒有一分錢生活費,衣食無著,流落在農村。
  
  鬱達夫的侄女鬱風跟戴乃迭同在半步橋監獄。鬱風說,在獄中,這位可敬的英國女子也依然保持著文明和風度,她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墻刷得幹幹凈凈,每天送牢飯過來時,隔著一條走廊的鬱風聽見戴乃迭從來不忘記對看守說:謝謝。
  
  1972年,楊憲益戴乃迭夫婦被無罪釋放。
  
  殫精竭慮,生前幾乎“翻譯瞭整個中國”
  
  2009年9月,中國翻譯協會授予楊憲益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1953年,楊憲益作為政協特邀委員,與許多科學傢、藝術傢一同接受瞭毛主席的接見。周恩來當時特別對毛主席介紹他:這是一位翻譯傢,已經把《離騷》譯成瞭英文。
  
  “《離騷》正是毛主席最喜愛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手和我熱烈地握瞭握說:‘你覺得《離騷》能夠翻譯嗎,嗯?’‘主席,想必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可以翻譯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的反應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頗有幾分不以為然。後來我想,毛主席顯然不相信《離騷》這樣的偉大詩篇能夠翻譯成其他語言,當然,他懷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寫詩,他又不是不懂。”楊憲益生前寫道。
  
  自從嚴復在《譯例言》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以來,“信、達、雅”就成為中國古代翻譯理論探索的濃縮,又成為近現代翻譯研究爭議的焦點。“這3個字可謂楊憲益畢生翻譯事業的真實寫照。”學界評價道。
  
  薛鴻時是楊憲益英文自傳《WhiteTiger》的中文譯者,這部自傳2001年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當時定名為《漏船載酒憶當年》。他的自傳中不無傷慟,但令人感動的是,楊憲益將這些傷慟化為冷峻的幽默,讀來令人思索,“淡泊、儒雅、有情有義有才,這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他於我而言是高山仰止的前輩,不僅在學問上。”薛鴻時說。
  
  在《漏船載酒憶當年》的責任編輯、出版人韓敬群眼裡,楊憲益是個“有趣味、有原則的真名士,關鍵時刻能表現出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一般人寫自傳大多會陷入自戀、自憐的兩重境地,可楊憲益在自傳裡對自己的成就不以為然,反而檢點、反省自己的缺點,實在是難能可貴。”
  
  著名德語文學翻譯傢、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葉廷芳與楊憲益有著密切交往。“他是個性情中人,傢裡有時高朋滿座,當人們談興正濃時,他時常蹦出幾句恰到好處的‘打油詩’,引得大傢哄堂大笑。即使當年在牢房裡,他的心理也不曾被扭曲。囚中那些愛鬥的小偷、流氓在這位博學而風趣的囚友面前畢恭畢敬,天天跟他學唱《友誼地久天長》等外國名歌,聆聽他吟誦中國古典詩文。他用知識感化著他們。”葉廷芳說。
  
  “翻譯是一項偉大的工程,也是一項寂寞的事業,需要譯者深厚的學問和學養。……真不願再聽到這樣的消息瞭,文化大傢接踵而去。從季羨林、任繼愈到楊憲益,他們是舊時代培養的最後一批大傢,他們的名字撐起瞭我們這個時代的蒼穹。他們的離去讓我們更多地矚目未來——在新時代培養的才俊中,還有沒有像他們一樣光耀未來的星鬥?”著名作傢王蒙感慨道。
  
  在說到楊憲益的成績時,有人說他“翻譯瞭整個中國”,這個說法一點都不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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