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s "Enter" to skip to content

史懷哲:奔走在非洲叢林的聖者

  他25歲獲得哲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卻在30歲時立志學醫,38歲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遠赴非洲,為窮困黑人行醫50年;他是高超的管鳳琴演奏傢,多次在歐洲和非洲巡回演出,以籌措維持診所的經費;他著述豐富,思想深刻,在理論,更在行動和實踐上,成為當世及後來的環境保護、動物權利及志願者運動的先驅,並以78歲高齡獲得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愛因斯坦說,像史懷哲這樣理想地集對善與美的渴望於一身的人,我幾乎從沒見過。
  
  善良頑童
  
  1875年,阿爾伯特·史懷哲出生在阿爾薩斯一個牧師傢中。普法戰爭後,法國被迫將阿爾薩斯割讓給普魯士,《最後一課》描寫的就是發生在這裡的故事。生活在雙語環境,史懷哲從小就能自如使用兩種語言。這樣的成長背景,使他得以吸取兩種文化的長處,具備更開放和開闊的視野。
  
  不過,傢境雖然優裕,少年史懷哲卻並未表現出過人之處。他頑皮不馴,功課又差,一次校長甚至差點把他趕回傢。是知識淵博的俾麥老師為史懷哲打開瞭一扇知識和思想的大門。從此這個耽於幻想的懵懂少年轉瞭性,愛上瞭讀書和思考,走上踏踏實實做人做事的道路。
  
  有幾件小事,頗能顯示少年史懷哲敏感內省、淳厚正直的天性,以及成長為一位偉大人道主義者的端倪。他很排斥衣著上的與眾不同。父親用舊外套給他改制瞭一件披風,穿上很合體,儼然一個小紳士,但其他同伴沒有這樣的衣服,他就堅決不穿。母親帶他去買帽子、手套,他總是執拗地選擇與其他孩子一樣的廉價貨,而不要那些象征上流社會的“品牌”貨。
  
  一次,同伴邀他去打鳥,他並不喜歡,但還是硬著頭皮去瞭。就在同伴拉緊彈弓瞄準小鳥的一刻,遠處突然傳來教堂的鐘聲。“這聲音好像來自天上”,深深震撼瞭史懷哲。他丟掉彈弓,大喊著嚇走小鳥,掉頭奔回傢中。此後,他再也不參與這類殘忍的遊戲,也不再介意被同伴嘲諷為“多愁善感”。遇到不幸的人或被虐待的牲畜時,他總是陷入煩惱和痛苦,並為這些可憐的生靈虔誠禱告。
  
  多年後,史懷哲在非洲叢林裡寫成《敬畏生命》,清晰表達瞭自己的生命觀:所有生命都是神聖的,每個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一個人在傷害其他生命時,必須判斷這是否基於生活的必需而不可避免;農人為瞭生活可以割一千棵草給他的牛吃,但在回傢的路上,卻不應隨意踐踏任何一棵路旁的小花。
  
  三十學醫
  
  中學畢業後,史懷哲進入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就讀。他在哲學、歷史和音樂方面的天賦很快顯露出來。史懷哲8歲就開始彈奏教會的管風琴,那時他的腳還夠不到管風琴的踏板。剛入大學,他就得到法國著名管風琴傢魏多的賞識,破格收他當瞭學生。
  
  30歲之前,史懷哲完美地完成瞭幾乎所有的人生功課:拿到博士學位,出版瞭《康德的宗教哲學》、《巴赫傳》等著作,後者至今仍是研究巴赫的經典之作。他還拜杜勞特曼為師學習鋼琴,後者是李斯特的高足。
  
  畢業後,母校邀他任教,尼古拉教堂聘他做神職人員,魏多則認為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傢。沿著這條軌跡走下去,一切都順順當當。但史懷哲卻徹底改變瞭自己的人生走向,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
  
  1904年秋的一個早晨,史懷哲無意中看到一篇文章,介紹法屬赤道非洲嚴酷惡劣的生存狀況。當地迫切需要醫療服務,並招募志願者。史懷哲突然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瞭。
  
  一個神學教授,去做醫學院的學生?父母親友聞訊強烈反對;醫學院的院長根本不接受他,建議他去看精神科醫生。
  
  經過四處奔走努力,他才獲得旁聽和考試資格。
  
  即便再聰明,有再強烈的道德支撐,三十學醫都太晚瞭點。化學、物理、動物、植物、生理學、藥理學、解剖學、臨床診斷……一門門課程和考試,再加上神學教授和教堂的牧師工作,史懷哲後來用“身心疲憊”、“生命的每一分鐘都被填得滿滿的”來概括這一段生活。6年後,他通過瞭畢業考試。此後兩年,他一邊在醫院實習,一邊撰寫論文,一邊為遠行做準備。歷經8年艱辛,史懷哲終於拿到瞭醫學博士學位。
  
  1913年3月,38歲的史懷哲和新婚妻子以及籌辦診所的70大箱行李一起,踏上瞭遙遠而陌生的非洲之旅。
  
  雞舍中的診所
  
  經過一個多月輾轉可怕的水陸旅途,一隻獨木舟載著他們到達目的地——蘭巴倫,當時的法屬赤道非洲(1960年獨立為加蓬共和國)。那是一個遼遠、富饒、充滿神秘感的原始叢林,也是一個蚊蟲肆虐、物資匱乏、窮困無助的蠻荒之地。
  
  醫師到來的消息不脛而走,病患蜂擁而至。來不及籌建診所,他把自己所住木屋邊的雞舍充當臨時診所,在狹小、悶熱的空間和烈日的照射下開始工作。
  
  心臟病、肺病、精神病、脫腸、橡皮病、熱帶赤痢、昏睡病、麻風病、日曬癥、疥癬……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絡繹不絕的病患還是令史懷哲吃驚。
  
  疥癬這種皮膚病像夢魘般困擾著當地人,奇癢無比,寢食難安。醫治並不困難,用硫黃粉末調入一些椰子油和肥皂,塗抹兩三次就見效。
  
  比起疥癬,熱帶潰瘍就難對付多瞭。沙蚤常寄生在腳趾皮膚下,形成疤塊,奇癢難當,一旦抓傷感染,極易形成壞疽。初到非洲時,史懷哲幾乎看不到十趾齊全的當地黑人。如果潰瘍蔓延到身體的其他部位,就難以治愈瞭。通常的做法是,將病人隔離在小木屋中,任其漸漸衰竭,在痛苦中死去。史懷哲治好一個病人常常需要幾個月,僅紗佈就要用去整整一箱!
  
  昏睡病也是一種極難對付的熱帶疾病。一種比普通蒼蠅大得多的采采蠅,叮咬人或動物,吸食血液,並將錐體寄生蟲註入體內,引起病人高燒、全身疼痛、昏睡不醒,很快死亡。時至今日,非洲每年仍有6萬人死於此病。唯一辦法是穿上白色衣服,白色使采采蠅不敢靠近。
  
  危險無處不在。去蘭巴倫之前,有人告誡他:“非洲的陽光是人類的敵人!”親身經歷之後,史懷哲才知此言不虛。一個人在房間縫隙中的陽光下待幾分鐘,就高燒發病;另一個人在獨術舟上帽子掉進水裡,他很快用上衣遮住頭部,可就這片刻工夫,已經患上日曬病,昏瞭過去。由於太陽輻射直接作用於頭部導致腦組織充血而引起的日曬病,可以讓患者劇烈痙攣,迅速死亡。
  
  仁心仁術
  
  史懷哲的診所完全免費,連病人就醫期間的食宿日用也免費。
  
  非洲高溫炎熱,藥品必須裝在用軟木塞密封的瓶罐中,否則很快變質。雖然反復叮囑,但病人還是常常將瓶罐遺失或留下不還。病人用藥,叮嚀再三,還是會搞錯。他們總是自作主張將分幾天吃完的藥一口氣灌下去,要不然就是把內服的藥末塗在身上,或者將外貼的膏藥吞下肚去。
  
  黑人很少吃藥,因此往往見效神速,令他們備感驚奇,把史懷哲尊崇為“歐剛加”(巫師或神人)。史懷哲的名聲迅速傳播開來,有人甚至花一星期從三百多公裡外劃著獨木舟趕來看病。從早到晚,史懷哲已經無法停下來。
  
  帶來的藥物兩個月就用完瞭,史懷哲不得不緊急求援。籌款並不是容易的事,吃閉門奠,遭到委婉或斷然拒絕都是常事,而史懷哲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將拒絕和挫折視為正常,也把自己不懈的堅持和努力視為正常。此後50年裡,他13次進出非洲,在歐洲等地巡回開辦管風琴音樂會、四處演講,募集經費。
  
  妻子海倫·佈勒斯勞與他共同承擔著生活和工作的重負。除瞭日常傢務,她還要管理藥品,協助診療。非洲嚴酷的環境和長期勞累,嚴重損害瞭她的健康。
  
  那時非洲的歐洲殖民者們普遍對黑人抱有偏見,認為黑人懶惰、偷竊成性而且沒有責任心。史懷哲並不同意這種看法,但他必須面對遇到的問題。一次,史懷哲發現診所的一隻木箱有白蟻,急忙叫工人丟到河裡,否則會殃及整個診所。工人答應瞭。等史懷哲忙完回頭查看時,木箱卻赫然與擴建診所用的木料放在一起!
  
  擴建醫院時,史懷哲請瞭幾個黑人幫工,工程進度非常緩慢。一位工人安慰他:“先生,別生氣,要怪隻能怪你自己。如果我們工作時,你在一旁監督,我們便會做得很好。”
  
  充當翻譯的黑人約瑟夫提醒他,即便離開幾分鐘,也必須把藥房的門鎖好。實際情形是,稍一疏忽,必遭偷竊。隻要有工人在房間工作,史懷哲夫人就要留在附近。甚至每天廚房所用材料,米多少,油多少,也必須當面交付清楚。
  
  然而,這些並沒有讓史懷哲對黑人土著心生輕賤,他把這看做文化差異的表現。因為當地人沒有國傢、法律、職業、儲蓄觀念。在非洲,作為主食的香蕉和其他食物都不難獲得,因此他們隻是不得已才去工作,而對工作的意義,其實也並不瞭解。他們的財物觀念也與自人有很大不同。約瑟夫這樣解釋當地人的偷竊行為:“對於不上鎖的人,偷他的東西無所謂,這是他自己的錯。”
  
  史懷哲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從不把白人社會的道德評判強加於人,而是以更加寬廣博大的胸懷接納生活方式與行為規范有極大不同的黑人。他對非洲土著的愛是不存偏見、真心尊重的。他說:“我始終堅信,生活在大自然懷抱中的黑人的生命力,要比自詡為文明世界中的人來得強韌,也更能忍受疾病的煎熬。”他甚至發出這樣的控訴:“白人帶來的酒與病,給原始居民造成極大災難,這難道是公平的嗎?如果把白人對有色人種的種種殘虐行為一一列出,無數悲慘的事實,將使自詡文明的白人紳士淑女無地自容!”
  
  非洲之子
  
  數十年間,史懷哲一直堅守著他的叢林醫院。其問,爆發瞭兩次世界大戰,戰火也燃燒到非洲叢林,醫院曾被迫關閉,他本人也被關進俘虜營。而一旦獲得自由,他就開始重建醫院。他不僅要做醫生,護士,也要做泥水工、木工的工作。
  
  醫院逐漸有瞭起色。他幾度擴建,增加病房,一切都經過精心安排和設計,保證在低成本條件下為當地提供最大限度的醫療保障。一次,一群熱心人準備捐助9萬法郎添置一臺x光機。這的確是醫院所需,但他怎麼建X光室?又去哪裡找專門的x光醫師呢?最後,他說服捐助者,改用這筆款項購買醫院更急需也更切實際的藥品。
  
  最困難是二戰時期。外援中斷,醫院幾度瀕臨絕境。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這樣自述心境:“我受盡種種煎熬,已心力交瘁,疲憊不堪……”但他始終沒有放棄。
  
  孤獨而長久的堅持,讓史懷哲贏得瞭全世界的尊敬。當戴高樂的“自由法國”與維希政府軍隊在蘭巴倫附近激戰時,雙方都有默契,不傷及史懷哲的醫院。
  
  1945年1月14日,英德兩國軍隊進行最後決戰。而英國的廣播裡,傳出的卻是為史懷哲博士——一位敵國的叢林醫生——慶祝70歲生日的節目。
  
  到1947年,醫院已經擁有45棟病房,除他本人外,還有3名醫生、7名護士。
  
  1953年10月30日,史懷哲在蘭巴倫聽到瞭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他把獎金全部用來改善醫院條件,並建立瞭“麻風病區”。
  
  80歲以後,除瞭為禁止核試驗而短暫外出演講外,他一直在蘭巴倫工作。直到86歲,凡有大一些的手術,他仍然守在手術臺旁給予指導。
  
  1965年,90歲的他說:“上帝啊!當跑的路我跑過瞭,盡力瞭,我一生紮實地活過瞭。”9月4日,充滿博大愛心的史懷哲博士逝世,葬在位於醫院的夫人墓旁邊。簡樸的墓前,經常有黑人前來獻上鮮花。

Be First to Comment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