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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我們這些知道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的人,原本都應該知道他——他是他們的老師。
  
  李政道大二時,是他破格選送去美國。當時李政道19歲,穿著短褲去辦護照,辦公人員都不相信:“怎麼會是個兒童?”李政道後來說:“他決定瞭我的命運。”華羅庚是初中生,是他讓在清華算學系任職,又送去英國深造。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那是戰亂烽火年代,但後來我們中國大地上重要科學發展所依仗的人,是他在滿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一
  
  他生在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從小讀經史子集。他幼年即以君子“慎獨”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對跟朋友之間“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寫在筆下:“一時之忿,至今思之,猶有隱痛。”
  
  他性溫口訥,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
  
  1915年,他在清華上學時,成立瞭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科學會。每兩周一次科學報告會,輪流作,“范圍極廣,如天演演說、蘋果選種、無線電報之設備、測繪法、力、廢物利用,等等”。當時,他不過17歲,擬訂的會員守則是:不談宗教,不談政治,宗旨忌遠,議論忌高,切實求學,切實做事。
  
  那種青翠的朝氣裡,滿滿的是中國大學剛剛起步的生機。
  
  1918年,他留學美國,後來在哈佛讀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佈裡奇曼。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用x射線短波極限法精確測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表,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這一年他23歲。
  
  他27歲回清華執教。當時國內科學研究之窘境,今天的我們難以想象。他的學生回憶:“第一屆物理有四個人,第二屆隻有兩個人,第三屆隻有一個人。從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都是他一個人教的,所有的課都是他一個人開,不是他想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他想請人傢來,人傢不來,也請不到。”
  
  即使在炮火中的西南聯大,他執教之嚴也是出名的。他給李政道的分數隻是83,他允許李政道不聽自己的課,“因為你看的參考書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實驗做得不認真,要扣去25分”。去世後多年,親人發現他一直留著當年那三張學生答卷,寫在泛黃的昆明土紙上。
  
  他是清華物理系主任,這對他自己來說其實是一種犧牲,相當於要放棄自己的專業研究來做行政的工作。
  
  他把聘任第一流學者到清華任教列為頭等大事。從1926年到1937年,他先後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來瞭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一批學者。
  
  吳有訓不過是剛到校的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他卻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年,他引薦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職。1937年,他力主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理學院院長一職。
  
  馮秉銓畢業時,他對他們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可是有一點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1929年,他又組建瞭清華理學院,其中包括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學六系。
  
  他說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歐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中國科學研究停滯數千年,第一次見到這滾熱得燙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
  
  那點嫩芽,是硬生生從石頭底下頂上來的。清華的校史記載:“早年的清華隸屬北洋政府,實行的是校長個人專權,校長多為官員政客,既無多少學問,更不懂管理,且校長更替十分頻繁,嚴重影響瞭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進行。”
  
  1927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會由各科系教授組成,教授會成員投票選舉各科系主任。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由各科系推舉的教授擔任。第二年,他當選評議員,當時不滿30歲。
  
  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當時教授會的宣言是:“清華並非行政機關,學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獨立進行。”
  
  瞭解瞭這段歷史,就會知道,錢學森去世前的疑問,不光指向未來,也是一次拼力的回頭一望。
  
  二
  
  他終身未娶,唯與學生親厚,當中一人叫熊大縝,是他人生裡最深的一段感情。
  
  1938年,熊突然說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這學生在河北沒有相熟的人,又沒有政治經驗,但是國難當頭,隻能送他去。熊走後,他曾“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鬱,心緒茫然,每日隻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
  
  唯一能安慰的一點,是他能夠幫著自己的學生在後方搜購一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
  
  看這書時,我才知道,那些曾經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TNT地雷,來自這些學生的制造,而不是我們小時看的電影《地雷戰》中由農民土法制成。
  
  戰爭中,熊大縝被懷疑是漢奸,遭秘密逮捕。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他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
  
  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日的知識分子近百人受到株連。此後,因為再沒有科技力量自制彈藥,戰士們隻能拿著空槍,把秸稈塞在子彈袋裡作戰。
  
  1947年6月23日,他在日記裡寫道:“今日是舊歷端午節。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縝。九年前的端午,他從內地回到天津,那是一個Surgrise。誰知道以後的事多麼可悲。近幾天在讀《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淒涼心事’句,更增悲痛。”
  
  這件事並沒有結束。1968年,他已經70歲。因為熊大縝,他被認為是“國民黨特務”,遭到逮捕,入獄一年半。
  
  看過提審記錄的黃廷復說,他所有的話,其實隻有一句“我是科學傢,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之後,他由紅衛兵組織隔離審查。
  
  他出現幻聽,認為有電臺在監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電臺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臺就叫他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地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墻,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
  
  他說:“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
  
  他再次入獄,出來時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
  
  三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到過他。他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傢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後來,他漸漸恢復一些神智。錢三強碰到他,“一看到老師呢,他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先生一看到他來瞭,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瞭,躲我遠遠的”。
  
  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他深知老師的用意,“他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我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兩年後,北大的張之翔騎著自行車,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瞭他。張之翔回憶說:“他已經不認識我瞭,我說我是張之翔啊,他說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給我看,兩條腿腫得很厲害,走不瞭路。他也沒有牢騷,很平靜的,可是人已經不像個人形瞭。我也沒有多少好說的,我說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離開瞭,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張之翔淚流滿面。
  
  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好像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他隻是經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隻有在生命的盡頭,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翻到范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天,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國科學界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文章裡說:“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研究科學,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沒有根據。中國在最近期內方明白研究科學的重要,我們還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試驗,還不能說我們缺少研究科學的能力。唯有希望大傢共同努力去做科學研究,五十年後再下斷語。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立腳得住。”
  
  80年之後,他在空白處栽種的一切,讓我這樣的後輩得以生活在一個濃蔭蔽日的世界上,而我卻今天才知道葉企孫先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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