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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索拉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戰士,我是1993年夏天認識他的。那天我陪兩位記者下部隊去采訪,至深夜返回,途中,大雪驟然紛飛,一下白瞭黑暗的崗巴拉山。兩記者為夏天落雪驚喜不已,司機卻苦不堪言,因山高路滑,崎嶇坎坷,沒有防滑鏈,車子如履薄冰,生死懸乎一線啊!像蝸牛一般爬行數裡,司機已汗流浹背,忽見一束光亮,如見救星。一間陋屋,一張惶惑的笑臉,亮在車燈中,令我們倍感親切。我就這樣認識瞭索拉。他一個人掌管著山上4號變電站。這裡海拔4537米。那天晚上,索拉為我們忙活瞭近一個小時,總算使車輪變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誠懇的笑臉和默默勞作的樣子給我留下瞭難忘的印象。
  
  以後,我曾幾次順便去看過他,由於他不會說漢話,我們無法交流,但眼睛足夠讓我瞭解他。一臺晝夜鼓噪不止的發電機,一部“熊貓”牌全波段收音機,陪伴他度過每一個白天和夜晚。他喜歡笑,張嘴動手,臉上總是堆著滿滿的笑。我想這大概是因為他經常對著收音機一個人發笑的緣故吧。
  
  所有藏族兵入伍後最大的願望是學會說漢話,索拉也是。但他隻能靠收音機幫他達成這一美好的願望。最好的收音機也不能跟一個漢族戰友比,所以他學漢話的過程比其他藏族兵相比,顯得艱難又緩慢。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見過他一次,他依然無法與我交流,咿咿呀呀的聲音聽瞭使我有些難受。當時我也許是有能力說服個別領導為他配一個漢族戰友的,這樣的話,他的日子不會被無盡的寂寞拉長,他學漢話的道路也不會如此漫長。我雖然想到瞭,卻沒有去做,我的難受正是因此而發。
  
  休瞭兩個月假,又去北京學習瞭半年,當我再見到索拉時已是次年秋天。再漫長的路都有盡頭,這回,他嘴裡發出的不再是咿呀聲,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話,比我想象的要流暢得多。但幾個回合下來,我發現我們的交流依然問題多多,他常常答非所問,像是聽不懂我的話,而風馬牛不相及的答話又像不是在對我說,而是對空曠的大山、天空,聲音大得像喊叫。後來他指著耳朵跟我說:“這個……不行瞭,聽不見瞭。”說著笑笑,指著轟鳴的發電機,“這樣也好,免得我每天聽它吵吵,睡不著覺。”臉上毫無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子非常難受。我知道,正因為發電機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讓他失去瞭聽覺。失聰的他,聽不到的不僅僅是發電機的噪音,還有收音機的聲音。失去瞭收音機,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無情切割瞭,寂寞將加倍地陪伴他度過分分秒秒,而他千辛萬苦學會的漢話,又跟誰去說昵?他並不識字,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訴我,他已經開始學習識字,因為他隻有通過漢字才能與我們交流。
  
  他果然成功瞭。1997年,我轉業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來信,三百字的稿紙,寫瞭兩大頁,字體工整得像是用蠟筆刻寫的,內容就是兩個詞:感謝和祝福。信的最後,他連著寫瞭半頁紙的“紮西德勒”,最後一個“紮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寫的,讓我感動得忘記瞭他已經失聰,當即給他打去電話。好在那時他已經下瞭山,身邊有戰友,關鍵是識瞭字。就這樣,我們勉強通瞭一個電話,轉達我對他的問候、感謝和祝願。
  
  有時候我想,生活對他不公平,但索拉一定不會這樣想的,否則他不會這麼打動我、溫暖我。他總是用不變的笑容和無言的努力,應對生活賦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聰,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獨和寂寞。在他無言的努力下,現在的他可以讀、寫並理解我小說裡的每一個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書,總是第一個寄給他。十多年來,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這種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這個喧嘩年代裡安靜下來的一個外力。
  
  作為一個義務兵,索拉在山上守瞭三年零九個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這是他的津貼和高山補貼。在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帶,連氧氣都隻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裡還能有其他什麼呢?據我所知,沒有一棵樹,沒有一叢草,沒有一隻飛鳥,隻有白天的太陽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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