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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夢想之名

  又一年選秀季開始,前浪們還活著嗎?東南衛視新近推出的大型綜藝節目“星光大會”定位為“選秀後歌手的終結站”,把近幾年落選的內地“快男”,“超女”、“型秀”,臺灣“星光幫”之類的選秀歌手聚集在一起,重新出發。嚴格說,這些人沒有落選,他們中有人當過冠軍,隻因時運不濟,有人趕上瞭“超女”的黃金時代,卻成為那組人中發展最不好的。選秀都會強調:在這夢想的舞臺!而當所謂夢想真的實現,才發現僅有夢想是遠遠不夠的。
  
  一
  
  餘銘軒,2004年“超男”總冠軍,比李宇春早一屆,在他身上充分體現著“起個大早,趕個晚集”。“一個青澀的孩子突然有瞭一種當明星的感覺,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和幻覺。大學還沒讀完,就被前東傢帶到瞭長沙。學業放棄瞭。背著8年的賣身契,懷揣著夢想當明星去瞭。”窮困時,他和亞軍AA制一碗5塊錢的米粉,那是一天的食物。“免費的通告,免費的演出,免費的……就是我的工作。跟公司一次又一次提出解約,一次又一次被拒絕。”這時‘陜樂男聲”舉辦瞭,“我知道我對公司已經沒有意義瞭,再一次提出解約,果不其然,相當順利。真正地失業瞭。”
  
  餘銘軒的失業可以歸結為運氣不濟,他參加的那屆“超男”因為沒有拿到牌照,節目隻在河南衛視播出過,無聲無息,6年過去,他的青春也過去瞭。
  
  與李宇舂同屆的易慧碰見瞭最好的年份,就讀於星海音樂學院的她與周筆暢是同學,比賽時由於較胖,止步在全國第八名。有人對她說,如果你瘦下來就不止第八名瞭,為此她減掉瞭10斤。那屆“超女”從過程到結果算是最公平的一屆,選手的知名度與名次成正比。曾經平等的她們現在已經不再平等。
  
  春節前,2005年“超女”聚會過一次,前三名一個沒來,這差別在易慧嘴裡微不足道,她的解釋是:畢竟大傢的時間都不太好約。李字春自不用說,張靚穎走國際路線,周筆暢傢境富裕,第四名何潔買瞭房子,第五名紀敏佳正裝修房子,進瞭文工團,葉一茜嫁瞭田亮。而易慧,還在“北漂”,她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找工作,短暫的成名帶給她的是適應不瞭朝九晚五。
  
  “星光大會”的制片人吳小莉說,他們有異常強烈的自尊心和戒心,表現形式就是淡化一切不愉快的過往——和公司的糾紛、經濟和精神上的困窘,面對過去夥伴成功的失落。還有不斷感謝自己僅存的那點“粉絲”。曾是2006年“超女”第12名的胡靈抗打擊能力比一般人強大,她的身世非常悲慘,父母離異後遺棄瞭她,外婆把她撿回來養大,初中沒畢業她就輟學進入夜店做歌手。
  
  選秀比賽中,為瞭節目效果和瞬間的感動,會制作一些選手身世的VCR,不能說這些內容是假象,但它們對選手是另一種傷害。現在自己做瞭唱片工作室的胡靈深諳此道,“其實不是選手傢裡都挺苦的,是它播出來的都是挺苦的那幾個……一下就覺得我被扒光瞭。”胡靈說,很多情感她願意放在心裡,十幾年來傢人都很註意不去觸碰她父母的事。
  
  在那速食的幾個月裡,他們得到瞭前所未有的名譽。“長這麼大,突然有那麼多人喜歡你,那麼多人給你鼓掌,那跟酒吧唱歌肯定是不一樣的。”胡靈說。他們免不瞭大大增加期望值,期待這些名氣可以折現。每個人拿到的是不同的合約,從進分賽區前十開始,名次越高年限越長,從1年到10年不等。西安的選手黨寧原本是大學生,她不太能適應這樣的規則,一看到8年的臺約就說:“哎呀,要到30歲,我不要活瞭。”
  
  借著比賽的熱度,有一年時間裡他們有很多商業演出,像以前胡靈唱一個月賺兩萬元,那時她一場可以賺2萬元,這個短暫的暴利也是這些小孩不斷地失敗,又不斷地參賽,堅持不離開的理由。他們經常在各種比賽中見到熟人,親熱地打招呼:“你也來瞭。”
  
  在“我型我秀”裡紅過一陣的師洋又去參加“快男”瞭,老“超女”們提起他很感慨。師洋走的是“偽娘”路線。可悲的是,師洋本屆遇到瞭一步到位的劉著,除瞭身份證上的性別是男,劉著的所有外在表現都是女性。當一個選手自以為找到自我定位時,他們可能遇到三種情況:風向變瞭,不流行他這路子瞭;出現瞭比他更極致的人;撞大運成功瞭。而“偽娘”選手註定無法進入主流圈子,因為廣電總局對衛視直播海選明令禁止。
  
  進不瞭決賽,註定成為選秀的炮灰,為節目炒熱提供一些談資,但這樣的代價卻是他們自願付出的,他們自己也清楚遊戲規則。
  
  二
  
  除瞭李宇春等少數人,選秀歌手們都經歷瞭解約風波。“十強”以外的,如果沒有工作,合約自動失效,“十強”以內,基本都要經過官司,當然也不是絕對,還要看公司對他們的評估。剛簽約的歌手沒有工資,情況好的話,會有2000元生活費,所有的經紀合約都沒有保障。為企業活動或夜店做演出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一般是五五分成。易慧在與天娛單方面解約後,進入評委黑楠臨時開的公司,她把它叫做“戰地醫院”。這種公司很不正規,經紀人卷走瞭她和葉一茜的演出費約10萬元,不知所蹤,公司認為是她們私自接商演造成的,於是對簿公堂。沒有背景沒有懂行的人幫忙,她完全搞不定。打官司時,央視“法治在線”來采訪她,她在電視裡看到人傢采訪的都是殺人案,現在突然自己成瞭當事人,忍不住哭瞭出來。有一刻她怨恨父母,為什麼不在比賽時多花點錢投票,以至於道路艱難。
  
  更多的選手通過商演賺到瞭錢,像譚維維歌裡唱的那樣:“給奶奶買瞭新房。”但是接下來她們沒有機會出唱片,胡靈開瞭唱片工作室,但她很坦白地說:“能夠保本的,我們就覺得他是很厲害的瞭。實體銷售太難做瞭,你鋪貨的時候,能鋪出去2萬張,但你可能還得收1萬張回來,沒有能靠唱片賺錢的,一個也沒有。”很顯然,電視臺消化不瞭五六十個歌手,也賠不起這麼多錢,他們隻能拖延說,會發片,但要等。那些能發片的一定是有附加價值的人,比如商演和廣告。“贏利的部分還是在演出上,那為什麼歌手還要做唱片?其實它是可以讓你自己生存下去的一個方式,因為你一定要不斷有新的作品出來讓大傢知道‘噢,他還活著’。這是現在所有宣傳的根本。”
  
  剛比賽完時,胡靈接到公司一個電話,告訴她,公司放消息說她和黃雅莉、何潔搞一個組合,這事不是真的,但如果有媒體問,她要默認。這屬於非常輕微的炒作。當胡靈簽瞭新東傢後,公司炒她陪酒、整容的新聞,她都直認不諱,“爆出來一段,再澄清一段,但你一定要有個新作品。”當歌手們發現沒有新作,隻是消耗積累時,他們就會非常慌張。
  
  其中有些人熬不住,退出瞭這個職業,黨寧就是這樣。她也不情願,在西安時,父母以她為榮,逢人就說“俺女子”,來到北京,她卸不下面子,上不去下不來成瞭他們的通病。她曾經也以唱歌為夢想,“回報差不多就行瞭,但卻連差不多都沒有。”
  
  在給瞭自己兩年時間而一無所得後,她和公司主動提出做幕後宣傳,報酬遠比不上當歌手,隻是穩定一些,她甚至不願意被歸類到“超女”,她參加“星光大會”的目的是幫公司選拔歌手,把自己放到經紀人的位置。
  
  三
  
  與什麼機會都沒有的路人相比,他們以為自己是喜劇,但與成功的同伴相比,他們是悲劇。吳小莉說:“如果各個衛視做完瞭選秀的節目之後,他們的前景和未來有人規劃的話,這檔節目我們是做不起來的,等於這些資源肯定是在各個衛視手裡,肯定不會放給我們。他們沒有未來,他們才會一次又一次地參加比賽。”除瞭按節目內容,帶選手到臺灣進行全方位明星化的包裝、訓練外,“星光大會”盡可能多地給這些失意者介紹各種唱片公司,再提供3個去英國音樂學院進修的名額。在“星光大會”制作團隊裡,流傳著一個“反潮流”的說法,即,希望這檔節目能讓“選秀後”歌手們接受真正正規的訓練,並使他們真正回歸到探究音樂的本質上來。但這個目的是否能通過一個節目而得償所願?吳小莉略帶無奈地說:“我們是希望大傢也來關註這些選秀後的選手,其實他們現在的處境並不是人人都像李宇春那樣的。”
  
  如果說選秀什麼都沒留下也不是實情,靠參賽維持知名度,他們可以在夜場賺到普通酒吧歌手10倍的收入。臺灣的選手同樣如此,他們靠這樣的辦法才能在東南亞登臺,或者在綜藝節目中做B角演員,掙一兩千元的通告費。
  
  大多數人的浪費生命成全瞭少數人的光芒,為什麼選秀還在辦?吳小莉說:“因為內地電視臺意識到瞭培養藝人資源的重要性。內地自制劇、自制晚會越來越多,請外面藝人很貴,需要自產自銷的新鮮血液註入。”這個培養“新鮮血液”的過程需要相當長時間,這個過程裡,必然還有大量的炮灰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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