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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書院精神

  從深圳過羅湖海關,搭乘火車走不瞭多遠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所在地“大學站”。走出站臺,卻怎麼也找不到大學校門。向人打聽之後,才知道通過相反的出口,就是大學校園。這讓我有些納悶:堂堂一所大學,怎麼連個校門也沒有?
  
  進入校園以後,許多年輕人正在排隊等車。隊伍雖長,車也不少,因此很快就登上被稱為“轉堂巴士”的校內班車。
  
  根據我的經驗,大學校園裡的道路應該是寬闊平坦,人來人往。沒想到汽車剛走不遠,就進入復雜的山路。許多地段由於坡度陡峭,車身的傾斜度很大,但一路上車速不減,讓我對司機的駕駛技術十分欽佩。經過十幾分鐘迷宮似的山路和十來個站點,終於到達山頂,這就是新亞書院。
  
  把一所大學建在山上,有點出人意料。據說在現代社會,山區是不適於人類生存的。但是在中文大學生活一段時間以後,我開始體會到把大學建在山上的好處:它不僅節約瞭大量耕地,還使校園到處是花香鳥語、綠樹成蔭的風景,或是山重水復、柳暗花明的佳境。第二天中午,我在餐廳附近看到有人在露天遊泳池中遊泳,還看到一位外國女學生在附近的樹叢中讀書。在這樣的環境裡學習生活,不知有多麼舒適,多麼愜意!
  
  校園中的建築不僅簡單實用、錯落有致,而且還能融為一體、相互照應。比如每天早上我從紫霞樓出來,都要經過一座教學大樓,乘坐它的電梯下降八層,再通過一個廣場,就能到達位於田傢炳樓8層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這種把樓道、電梯也納入道路系統的設計,在內地很難看到。
  
  建築物的設計令人贊嘆。就說紫霞樓吧,一進房間就看到窗外美麗的海灣。再極目遠望,輪船、大海、汽車、公路就會盡收眼底。特別是晚上,下面燈火輝煌,非常好看。校園裡的建築物不僅簡單大方、註重實用,而且多以個人名字命名,這是為瞭鼓勵人們對教育的捐助。因此,在建築物的大廳裡,都有捐助者的塑像和簡介。
  
  香港中文大學是由幾個書院合並而成的。早在1949年秋,著名學者錢穆為瞭向大陸難民的子女提供就學機會,在九龍租賃瞭兩間教室開辦一所夜校。第二年春天,這所學校取名為新亞書院,這個名字蘊涵著“亞洲新生”之意。新亞書院成立後,錢穆為瞭把它辦成一所理想的學校,決定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以溝通中西文化為使命。因此它既要繼承中國古代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又要采用西歐學校的導師制度。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喜歡把書院建在山上,沒想到如今這個傳統在香港保留下來,還賦予它現代意義。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學界前輩就對清朝末年“廢書院、興學堂”的歷史有過深刻反思。胡適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制度。”它和學校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前者註重自修,後者註重講授;前者提倡自動地研究,後者奉行“被動地註射”。章太炎也尖銳地指出:當年以學校取代書院,很容易導致民間學術的萎縮,進而剝奪人們著書立說、標新立異的權利。舒新城則特別強調:“中國現行的學校制度,完全為工商業社會的產物”;其中的班級教育,就是要像車間似的“批量生產人才”,這種做法很容易“把人當作機械”。
  
  經過十多年努力,新亞書院終於得到港臺各界的認可和國際社會的重視。1964年,香港政府將新亞書院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並,成立香港中文大學。
  
  幾天以後,我終於在一個僻靜的地方找到瞭大學的校門:四根造型別致的漢白玉石柱,一個鐫刻著中英文校名的花崗巖巨石。這裡沒有嘈雜的人群、喧囂的商店、站崗的保安,有的僅僅是簡單、樸素、聖潔和幽靜。於是,我想起就在赴港之前,內地某大學要花幾千萬元重修校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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