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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一世界

  常常有人問我,在我采訪過的人物當中,誰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傢中采訪她,正不知該如何稱呼她,她親切地說:“你叫我光美吧,大傢都這麼叫我。”她先打開衣櫃,讓我幫她找一件合適上鏡的衣服。衣櫃中不過十來件當季的衣服,我們都看中瞭一件天藍色的毛衣。她忽然想起瞭什麼,找出一條藍白相間的紗巾,在脖子上一圍,問我是否好看。她有著極好的品位,這恐怕與她的出身教養有關。她生於官宦人傢,是中國第一位原子物理專業的女性碩士畢業生。她獲得瞭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是思想“左”傾的她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翻譯,1947年她最終決定放棄留學機會,奔赴延安。她後來嫁給瞭劉少奇並成為他已經有的5個孩子的母親。
  
  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瞭百般羞辱。我在想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始終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當時多少普通的傢庭因為政治原因夫妻劃清界限,父子斷絕關系,而她卻在萬人批鬥會上從臺下沖到臺上拉著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鬥。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勇氣和感情?這之後12年的牢獄生活,每一天隻能夠看到窗戶縫裡的陽光,根據陽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晝夜。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人生苦痛?正在我采訪王光美之際,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來訪。他先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的沙發上聽著,漸漸地激動瞭起來,忍不住說:“光美對少奇,那真是無怨無悔啊!”繼而泣不成聲。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後,抱著他的頭輕聲說:“別激動,別激動,我都不哭瞭。你沾我的光也夠戧。要不我給你拿一片藥吃?”這一幕,讓現場所有的人動容。
  
  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經歷瞭太多。出獄之後,看到瞭昔日丈夫的同事們是如何在判處他死刑的文件上簽字。一個人經歷瞭這麼多的仇恨與背叛,見識瞭這麼多的醜惡與黑暗,她究竟以一種什麼樣的心態活過來?我問她:“當初你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有人教你的女兒唱打倒自己爸爸媽媽的歌曲。你不想知道這個人是誰嗎?”王光美說:“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個人,這個人和他的傢人肯定也會遭受不少麻煩。為什麼要讓痛苦延續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問:“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沒有想過在這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你也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她應聲回答:“那真沒準!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國不要再搞什麼運動。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會冤枉不少人。”
  
  王光美的母親就是因為受到牽連,最後死在北京監獄裡的。母親曾被沒收的首飾瓷器,在歸還後都被王光美拍賣,並以籌得的資金設立瞭幸福工程,來幫助鄉村的貧困母親。母親唯一留下的遺物就是一個已經失靈的老式座鐘,那是母親睡覺時擺在床幾上的鐘,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給它上弦,仿佛是一種與親人的對話。
  
  歷史選擇的人,人創造的歷史,讓我著迷。“記錄一個人和他(她)的時代”,從那時起,成為《楊瀾訪談錄》明確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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