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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與回傢

  1969年9月,我初到美國讀書。在舊金山機場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爾摩……那是個驚嚇的啟蒙經驗。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課本上的地名,原來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1970年聖誕假期,我從讀書的愛荷華,一路候補機位,用學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瞭如何抵達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個水族館,我第一次看到海豚,樂得張開瞭嘴。
  
  看完海豚戲球,我對著太平洋的落日發呆,轉頭才發現人全走光瞭。到瞭館外,停車場是空的,也沒公車瞭。天色昏沉,我隻能在路邊豎著大拇指等便車。
  
  一位長發嬉皮讓我上他的車。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要往何處去之後,便安靜地說:“那麼,到我傢過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來上廁所,隻見起居室五六個長發男女安靜坐著,看瞭我一眼,沒說話。房間裡有印度線香的味道,也許都吸瞭大麻,一屋寂靜。我回房繼續睡。第二天早上,另一個長發嬉皮順路把我在公路邊放下。我繼續豎起大拇指等車。
  
  1972年,我打工存瞭錢,經歐陸返臺。紐約到盧森堡的學生包機每人90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據手上的《每天十元遊歐洲》,找青年旅館過夜,也睡過公園,認識瞭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個人要去巴黎,我改瞭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幾個朋友,一起混瞭幾天。吃飯,大傢湊錢買幾條面包、幾瓶便宜紅酒就打發瞭一頓。這些來自各國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離去,大夥兒就在便宜小酒館為隔日要啟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來,誤瞭車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認識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瞭葛那達,他要去摩洛哥,我的護照要等上一個多月才能取得簽證。從此我一人獨行,去意大利和希臘。
  
  在羅浮宮、在烏菲茲美術館我第一次感覺到“顏色”;從希臘的天空和愛琴海,我終於知曉藍色有無限的層次和變調;在日內瓦,我看到一本美麗的畫冊,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敦煌壁畫。
  
  1988年到1991年,雲門暫停的三年間,我隨心所欲地跑來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瞭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
  
  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臟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瞭兩回氣後,我有瞭“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瞭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於擺脫瞭時程表!
  
  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遊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不知不覺,去瞭九次印度。印度安頓瞭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聖牛踱步的火車站月臺、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雲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瞭以後,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後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瞭傢,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傢,遠地的戰爭仿佛也與我有關。
  
  2004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60萬元獎金捐出來,成立“雲門流浪者計劃”。五年間,41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資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隻是去放空。
  
  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麼期待。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臺灣的生活。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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